文/赵毅如

1955年10月的一天，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我接到师党委的任命，激动得一夜没睡着觉。

次日，天刚朦朦亮，我就拾掇行装，直奔五家渠去走马上任，当上了农六师联合加工厂的厂长。

说是加工厂，其实是一片白茫茫碱滩。由于建设资金不足，先搞些小生产。

1956年春，趁冰雪还未开化，我们用爬犁从乌鲁木齐拉回三台五十型的榨油机和一台日产二十吨的碾米机，先办起了榨油车间和碾米车间。

当时，姜胜副师长曾风趣地称我们加工厂是“地下工厂”。地下工厂，名符其实。

为了保证当年建厂，当年投产，当年盈利，我们挖了几座地窝子，就地取材，打红柳、割苇子，扎苇把子盖屋顶，建成了工房、宿舍、食堂，就这样因陋就简，开始投产。

那时垦区尚属初建阶段，种植的农作物多半是玉米等高产作物，油料、水稻的面积很少。

把全师的磨面、碾米、榨油都给我们，还不足我厂半年的生产任务。我们几个领导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另找出路。

我们垦区周围的米泉、昌吉一带，农民多种水稻。新疆种水稻，生长期长，收割晚，天气一变冷，来不及脱壳的稻子会霉烂。

当时当地农民还没有脱粒机械，全靠石碾。根据这一情况，我们便组织了流动加工组，到附近给老乡加工稻子和油料作物。

流动加工组用一辆“雪佛兰”和两辆“吉斯"车装载着榨油机、碾米机，到米泉、昌吉各地巡回服务，最远的到过阿克苏、伊犁等地区。

不仅密切了军民关系，为当地群众解决了大困难，而且增加了收入。

有天夜里，流动加工组在米泉加工水稻。我扛着一个稻包刚走到碾米机前，动力机好象得了气管炎一样，喘息了一阵，突然停止转动。

大家忙作一团，到处检查，也没发现什么毛病。还是朱文斌同志脑子转得快，他猛地拔下输油管，只见从指头粗的输油管里一滴一滴流出的是稠糊糊的冰渣子。

原来是因夜里气温下降，把输油管冻结了，油供不上，动力机才熄了火。

大家连忙生火，烘烤油泵和输油管，不一会，动力机又嗽嗽吼叫起来。

可是当我把稻子往漏斗里倒的时候，漏斗里的稻子又不往下去。

仔细一看，传动皮带不转圈了。这真是治了头疼脚又瘸。我估计可能是皮带该打蜡了，就拿起一筒皮带蜡往皮带上抹。朱文斌连忙过来制止，他说天太冷了，蜡一冻就结块发硬，皮带轮打滑更加不转。

他拿上机油壶，往皮带上倒些油，用手从火堆旁抓了几把灰撒在皮带上，皮带很块飞转起来。

那一年，我们加工了上万吨大米，每吨加工费三十元，收入确实可观。

后来，各产稻区所属县城相继都有了自己的碾米、榨油加工业，我们的任务又相对减少。

水稻加工量少了，我们就抓油料加工，提高出油率，降低加工费。

我们把榨油机拉到昌吉、达坂城、奇台等县，就地为群众加工，深受群众欢迎。

在调查中我们得知，有些产棉区的棉籽没有地方加工。我们立即派人拉着剥壳机，到产棉区去剥壳，把剥好的棉籽源源不断地拉到五家渠加工厂。

李生汉同志为了组织货源，经常骑着毛驴走乡串户，几十斤、几百斤的收购棉籽。积少成多，用马车或汽车运回来。

1957年10月中旬，我随车去鄯善运棉籽时，远远看见一长溜毛驴驮子在火焰山下的大道上荡起滚滚烟尘。

当汽车越过驮队时，忽然听到有人喊我:“赵厂长......”

我连忙让司机停车，一望，哟!这不是李生汉同志吗?我连忙跳下车，紧紧从车窗向外地握着他的手，“辛苦了，辛苦了。”李生汉全身是黄土，两只眼睛布满血丝，面颊消瘦，他肯定吃了不少苦。

我想让他上车，他说，“你们先走吧，我押着这些驮子随后就到。这是我几天来收购的棉籽。到那里再向你汇报吧。”多好的同志呵，为了使加工厂的机器不停地欢唱，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真为加工厂立了大功呵!

那次，李生汉、朱文斌同志采购了千余吨棉籽。厂里的同志也不甘落后，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把出油率从百分之二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后来又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

生意兴隆，日子也好过了。我们抽出一部分资金，扩大再生产。先后办起养猪场、酒坊、酱油坊、醋房、肥皂车间，还利用自己种植的农副产品开了个饭馆，收入大大增加。

原来一个“德特五十四”的发电机发的电用不完，现在换成两台九十马力和一百六十马力动力机发的电还不够用，后来又换成一台四百匹马力的动力机。

随着生产的扩大，厂房也一幢幢盖起来，职工们也逐渐从地窝子里搬进洁白的职工宿舍，加工厂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厂也进行了调整。

刚成立不久的云母车间不得不下马了。下马后工人怎么办?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决定改产油毡。

因为油毡销路广，原料充足，就是我们的设备太差，只有两口平底锅用来熬沥青。

为了找两个输纸机上用的高精度的滚筒，姜副师长亲自东跑西奔也没有找到。没办法，他蹲在车间和工人们一块干，连着四天四夜，没有离开工房半步。

第五天，姜副师长终于支持不住，累倒在车间里。

在医院里，姜副师长还关心着滚筒的事，我告诉他，我们从面粉车间找来几只废油滚筒，短了一些，两只接在一起就解决了问题。

试车那天，姜副师长和师机关好些同志都来了，争先恐后地参观输纸机。

“曜”的一声哨响，试车开始。我跳到输纸机的木制踏脚轮上，和拜治文一起，呼呼地蹬车飞速旋转。

此时，青油油的原纸，象倾泻的瀑布，在卷鼓架上上下下地流动。当纸到达浸油锅时，早已有两位工人，手持长柄勺，端着满满的软化了的沥青油等候在那里了。

我们冒着二百余度的高温，均匀地浇在用牛皮纸和木头搭起的临时简易槽内。为了使浸油的毡片不至于粘连，需要撒上滑石粉。

我们把云母车间剩下的废料，加以粉碎，直接用上，既经济，又保证了质量。

那碎云母片粘在油毡上，在阳光的映衬下，闪烁着五光十色的光环。

姜副师长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来到打卷包装机前，看到每隔五、六分钟梁架上“哐档”掉下一个用绳栓着的石灰包，在油毡上打上印迹，不解地问:“这是什么工序啊?”

我告诉他，这是打印机，出来的油毡达到一定长度时，免得再用米尺来丈量，打上印迹便于分开包装。

试制油毡成功了，不少地方来厂订货。我们想大力生产，原料却又成了问题。

因为我们属地方工业，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国家也不可能大量供给原料。我一面派人到独山子求援，一面和拜治文同志到北京。

在中央建材部综合处，我们向一位姓郭的同志谈了我厂的规模和计划，他很支持我们，连连向沈阳、抚顺、天津油毡厂挂电话联系，还写了信，请求他们大力支援边疆的工业生产建设。

随后，我们每到一个厂子，都得到了他们慷慨的支援。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原材料更加紧张。

沈阳油毡厂听说我们是从新疆来的，紧缩自己厂的原纸，支援我们八十吨。

随着生产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地对油毡的需要量越来越大，简直供不应求。

每天都有来自天山南北的汽车来拉油毡。油毡生产，我们厂是西北地区的独家生意，如果单纯为了赚钱，比较容易。

如果既要满足用户，又要增加收入，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经常强调，越是独家生意，越要处处为买主着想，做到薄利多销。

一次，一家买主来信反映我们油毡有残缺现象。我在干部会上念了那封信。负责检验的同志不太服气，说这是有意损害我厂的名誉。

我耐心地说，维护一个厂子的荣誉不是靠哪个人，而是产品质量本身。以后，大家一直比较注意产品质量。

1963年，我们边生产边改革，改一样，用一样。过去，涂布油毛毡滑石粉都是干撒，这样扬尘大，满车间烟雾腾腾，影响工人的健康。

后来，我们在撒粉处搞了一个钢板焊接的长箱子，专盛滑石粉混合液，把干粉变成湿粘液，再增加一个挤压滚筒，质量提高了，空气也干净了。

以后，这个车间完全丢掉了手工操作，成为一个自动化水平较高的车间。

产品质量提高，产量增加，从过去每天生产几十卷到生产二千一百卷，从生产速度上说，这是个大飞跃。

今天，油毡车间年产量达到五十万卷，天山牌油毡畅销天山南北，成了全国轻工产品的热门货。

可加工厂的工人并不满足，正在改革自动线，搞废气回收和综合利用。姜胜副师长在九桌之下要是知道这些的话，也会感到欣慰的。